引发九州震荡的道家大火并！
在中国，最牛叉的职位就是图书馆管理员，特别是他们被欠薪下岗了之后。上个世纪，一个姓毛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被欠薪之后，愤然走上上访之旅，于是一个旧中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新中国。
两千五百年前，一个姓李的西周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无端被牵连失职之罪，被迫下岗，愤然写下一篇五千字的下岗感言，分上、下两篇。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德经》，合称《道德经》。据说他生下来须发皆白，像一个老头，因此被称作“老子”。老子将道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因此被尊为道祖，并从此开启道家思想改造中国之路。
老子
老子的《道德经》只是道家思想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标志，并非道家思想的源头，道家思想源流比老子还要早得多。
相传，道家思想的源头是轩辕黄帝，实际的源头已不可考，可能在文字出现之前，原始朴素的道家思想已经出现。
原始人类鸿蒙初开，开始思索并试图理解自身以及宇宙万物。原始人类将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抽象为“灵魂”，运用类比方法，把人生性的灵魂对象化、客观化，并推及其它一切事物，认为动物、植物、山川湖泊，风雨雷电等自然物也和自己一样，是有意志、有灵魂的，于是就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并产生了原始的拜物教。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每一个“灵”背后都是一种神灵在支配，这就形成了多神教；而认为一切都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在支配，则是一神教。无论多神还是一神，这个神都是人格化的神祗。因为古人抽象思维能力很差，通常只能进行具象思维，只能根据人类自身的形象来造神。
人格化的神一旦造出来，就被赋予了强烈的爱憎喜怒等情感，成为群体情感的寄托，正面情绪投射于群体内，负面情绪则投射于群体之外。明明是人类自身的贪婪与恐惧，一切都转化成神的旨意，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也就变成了神和神之间的战争。战争一旦染上宗教色彩，暴力程度也随之升级。因为信仰的分歧而彼此残杀的宗教战争，一度成为人类战争的主流。
人格化的上帝
以上帝的名义自相残杀的宗教战争
中国的古代先贤独树一帜，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具备强大的抽象思维能力。当古印度人把一切都归于命运的轮回，古犹太人被火山地震洪水等自然力吓得魂飞魄散，认为是上帝在发怒，中国古人不信命不信鬼神，战天斗地，刑天舞干戚，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在降服上古洪荒之力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关于“道”的思想自然而生。
中国神话中的人物战天斗地
犹太神话则是一切受上帝操控，人类自相残杀
道家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非人格化的宇宙规律“道”来支配，宇宙万物的创始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指太极，“二”指两仪，“三”指三才。所谓“三生万物”就是认为天、地、人三才生万物。这就是道家的思想渊源，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则是“天人合一”。
有关“道”的思想，在《道德经》之前的《易经》、《归藏》中均有体现。道家认为大道相通，万物一理，因此道家信仰讲究和谐相处，不说征服与被征服。在道家看来，所谓上帝真主，都是对“道”的不同理解而已，何必打打杀杀，坐下来沏一壶香茶，纹枰论道，棋盘方寸间探讨宇宙奥秘，岂不妙哉？
仙人下棋
道教将道家的自然规律“道”，重新人格化为“太上老君”，实际是思想发展上的一种倒退。但是对于宗教本身来说，只有人格化具象化，才能够降低认知门槛，便于大范围传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的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最初来源是不是将“道”人格化，也很难说啊。
老子之后，道家出现分化，形成三大主流派别，如强调脱离外物牵绊、实现个人修为的老庄派，强调治国平天下的黄老派，以及介于老庄派和黄老派之间，强调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整体和谐的杨朱派。“诸子百家”中其他各家，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受道家思想影响，例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际上就兼有老庄派和黄老派的影响。陶渊明在隐居之后，思想也就逐渐向道家老庄派靠拢。这都体现了中国思想流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借鉴，相互融合的特点。
儒家起源于周礼，也就是为了维护周朝统治，而建立的封建等级礼乐秩序，通过各种礼乐仪式，建立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社会。
孔子生当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经济、政治、社会正在发生激烈变迁，导致华夏上古以来流传有序的宗教、文物、典章、制度即文化传统，在社会动乱和战乱中，面临崩溃和毁灭，孔子自觉自愿地承担起继承和挽救文化传统的使命，这就是他的“克己复礼”。后来逐步发展为以教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总体来说，儒家是以仁与耻为核心，以道德教化为基础建立社会秩序的学说。儒家思想特别适合农耕社会建立稳定统治的需要，因此从汉武帝开始被神圣化，确立为儒教，成为官方思想的主流。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又叫做“ 圣教”，信奉的至高神称作“昊天上帝”，儒家经典被称作《圣经》。“上帝”、“圣经”等基督教用语，其实都是借用以前的儒教用语。
基督教是一种强势宗教，其变成罗马国教的过程，是首先在帝国公民之中大肆传播，历代罗马皇帝反复镇压，但是越镇压越泛滥，最后只好承认现实，承认其为国教。儒教则是一种弱势宗教，如果没有历代朝廷的大力倡导，早就不知道被抛到哪里去了。就连儒教确立为国教之初，名字都不叫儒教，而叫“道教”，因为儒者们奉行着自认为正确的“道”。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由于先天弱势，儒教特别擅长学习，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宋代的儒教与孔子的学说，其实已经相差很远了。
儒教的弱势，源于儒家思想的先天弱势。相对应的，道家才是先秦时代的强势思想流派。在春秋战国的乱世，各国都以实力争雄，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是第一要素，儒家这种脱离生产实际，空泛强调道德的学说自然就没有市场。
先秦道家的宗旨，是探索宇宙奥秘，因此先天带有科学研究基因，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无论是制造武器还是发展经济，效果都是杠杠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道家早就实践过这句话了。
即使是神秘化、宗教化之后，道教仍然是一个走技术流路线的宗教。在道教典籍《道藏》中，载有丰富的古代宇宙观、自然观、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等科学思想史料。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指出：“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技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曾说：“道教十分独特而又有趣地糅合哲学与宗教，以及原始的科学与魔术。要了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这是极为重要的。”
西方世界在牛顿力学体系建立之后，从基督教神学中发展出所谓的“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这就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自然神论的奠基之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现，标志着欧洲人终于打破宗教蒙昧，近代科学由此发端。东方的道家是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从理性走向神秘学，而西方的共济会则是在掀翻基督教这座大山之后，从神秘学走向理性。
自然神论的奠基之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杨朱和老庄强调个人修为，对于社会整体影响不大。黄老派则是以社会为炉鼎，修炼自身，影响就大多了。从黄老派进一步演化出来的法家，与黄老阴阳相克，针锋相对，法家与黄老并列成为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两种显学。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强调礼乐秩序的儒家思想只不过是打酱油的看客，进行激烈争斗的是道家内部的“剑气之争”。这场斗争是如此激烈，直至引发九州震荡，社稷倒悬，天劫降临！这场“天劫”有多严重呢？在没有发生什么天灾的情况下，人口减少一半！
引发这场超级浩劫的起因，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其实很简单，就是平等与自由，谁更加重要？
中国虽然没有宗教战争，但是有“主义”之争，伤亡也很惨重。后来这场主义之争扩散到全世界，直到今天仍有影响。
黄老与法家都强调自己遵循天道，但天道是啥？关于天道，老子有两种表述，一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二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其中前一句说的是要劫富济贫，惩强扶弱，也就是消弱豪强，扶持平民，缩小贫富差距，注重平等，《水浒传》的所谓“替天行道”正是来源于此。第二句则是：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它不会因仁慈而有所偏爱，任由万物自然运作而不加干预，也就是要注重自由。
问题是，平等和自由是相互冲突的，甚至可以说是恰好相反。法家和黄老都脱胎于道家，最大的分歧就在这里。
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两大分支：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与强调自由的资本主义，表面上是起源于西方，但实际上是“东学西渐”之后的产物，其实仍然是法家与黄老千年斗争的延续而已。
黄老之士信奉的自由，实质就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称作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而法家学者则强调平等，用严刑峻法打击豪强，限制特权阶级，提升平民地位，增强国家实力。
春秋战国时代说白了，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实验，各国尽可能增强实力，最终竞争出最强者一统天下。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宋国、郑国、鲁国 34 44070 34 15287 0 0 4114 0 0:00:10 0:00:03 0:00:07 4113，早早就被淘汰出局。运用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分别是齐国与秦国，分别是开启世界争霸的国家以及终结争霸的国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同样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可以看作是春秋战国在世界范围内重演，到底谁会成为乱世的终结者呢？不同的人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道家奉老子为道祖，但是道家思想的来源有多个方面。老子的道家思想主要注重个人修为，对于治国理政发展经济并无太多建树，法家和黄老之学的政治经济学源头，实际上都是创立齐国的吕尚（即姜子牙），并在春秋时代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手中发扬光大。
直钩钓鱼的创始人——吕尚
管仲改革使得齐国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经济强盛，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齐国成为五霸之首。管仲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学，其中自由主义的部分，是黄老之学政治经济主张的源头，国家主义的部分，是法家思想的源头。因此，法家和黄老之学共同奉管仲为他们的经济学鼻祖。
货币战争的始祖——管仲
管仲改革后的齐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推销“普世价值”，提倡尊王攘夷，在此基础上建立并领导国家联盟；
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建立本国霸权；
通过金融霸权建立威慑，发动货币战争掠夺列国财富；
成为文化高地，资助文教事业，通过控制教育和舆论手段，来推销本国价值观，巩固本国的霸权地位；
建立自由贸易区，倡导自由贸易原则，通过掌握强势生产力和贸易霸权获得财富；
实力衰落，无法维持霸权时，则实行“孤立政策”，通过相对独立的外交地位与各国做生意。
简单直观的类比，大家可以把齐国看做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利坚”，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发达，文化领先，人民富裕。正如今天的美国一样，齐国的经济成就也引发了一部分文化人的追捧。
齐国可能是全世界最早认识到货币的重要价值，并发动货币战争的国家。《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齐国的霸权就是建立在货币战争的基础之上。
美国前国务卿、犹太人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只要把石油换成食盐，把人类和世界换成华夏民族以及诸夏各国，齐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践行这句话。贸易和金融总是比制造更容易赚钱，因此齐国逐渐轻视生产，主要面向流通环节，逐渐成为一个商业金融大国，依靠金融的神奇力量操控他国经济，控制市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关于齐国发动的货币战争，详见《齐国的贸易金融霸权及其衰落》）
英美自由主义经济强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依靠国家主义路线打下基础（英国的都铎王朝以及美国的联邦党执政时期），然后走上自由主义发展路线，当遇到危机时，再走国家主义路线（例如美国内战之后，以及小罗斯福执政期间），但越往后，走国家主义路线就越困难（比如说现在）。齐国的情况也是类似。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必然是精英阶层崛起，王权衰落。精英阶层中的出类拔萃者掌握了大量财富，必然要进一步谋求掌握政治权力，齐王可以用福利讨好民众，这些人做得比齐王更好。经过了长期而复杂的反复斗争，公元前386年，长达二百多年的“东郭与狼”的故事，迎来了最终结局。经过九代努力，在齐国朝野上下广布党羽，并且赢得民众广泛支持的田氏，灭了吕氏满门，流放了吕齐的末代君主齐康公，自立为王，史称“田氏代齐”。
田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狠抓舆论建设，以确保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他们用高官厚禄，网罗了一大批知名学者来为自己代言，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稷下学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由于舆论工具掌握在自己手里，田氏代齐这一篡位事件被掩饰得很好，甚至后人很少将其视作篡位。但是庄周早已看穿了这一切，对此有句辛辣的评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庄子
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兼政府智库。
在稷下学宫，儒、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激烈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史称“百家争鸣”。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稷下学宫的辩论会
稷下学宫宣称，实行绝对的学术言论自由，“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因此思想活跃，学术氛围浓厚，各个学派并存。但实际上，有利于田氏统治合法性的黄老之学被奉为显学，黄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除此之外，黄老学派还提出了“天下为公”和用法律来约束君权的主张。
可能很多读者不太理解上述名称代表的含义。用现代汉语来表述，黄老之学的核心政治经济思想是：
有限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的虚君政治；
“把政府关进笼子”；
依照自然法，依法治国；
杜绝政府行为，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市场。
对，你没看错，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黄老学派将《道德经》中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归纳为“无为而治”，实质就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两者都强调个人主义倾向，经济活动有自身规律因而要遵守它的“道”，都指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经济性的前提，都认为人民利益的实现对社会总体经济运行和秩序正常运转的重大作用。
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直接引用《道德经》中的名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算是黄老之学再传弟子
《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等人认为，道家思想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真正源头。他们认为近代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并对亚当·斯密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则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就是“无为而治”的另一种表述。
（疑似）黄老之学的西方传人——亚当·斯密
在政治上推行黄老之学的结果，就是汰弱留强，胜者为王，门第出身不重要，谁能得到民众拥护谁就有话语权，也就是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于残存的封建礼乐秩序是致命的一击。
在春秋战国时期，推行黄老之学，对于打破严重的阶层固化，提升平民阶层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革命，对于打破封建等级秩序，解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样。
但另一方面，在黄老思想的鼓吹之下，田氏可以篡吕氏，那么后来人自然也可以效仿，正常的政治秩序走向崩溃，以下克上成为常态。上下级之间必须时刻提防，上级生怕被下级取而代之，而下级则怕自己功高震主，被上级提前下手除掉。
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是不断恶性循环。由于齐国通过稷下学宫掌握了舆论主导权，黄老之学走出国门来到各国，使得各国政治局势都受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国内政治斗争越来越激化。
当今的世界，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一慢，马上国内各种矛盾就会激化。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支配的社会，社会总体利益必须不断增长、扩张，否则就会陷入内乱。
相对于工业时代前期才出现的自由主义民主革命，中国的这场发生在农业时代的“黄老革命”实在是太超前了。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区别在于，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是土地，自由竞争的结果最终落实到土地的争夺，但土地是有限的，因此斗争很快就进入刺刀见红的白热化阶段。
黄老之学（自由主义）在发展经济时确有优势，但是在经济停滞时，弊端也特别大，农业时代一般发展一两代人之后，经济增长就会触及上限，弊端就会爆发出来。此时，人性的种种阴暗面就会裹挟着黄老之学一起走向社会的反面，堕入魔道！
到了战国末期，四公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些国家政治秩序已经衰败，大贵族垄断权力，架空君主，广布党羽。也就是时间不充裕，充裕的话，四公子或其家族后代就是下一个类似“田氏代齐”的篡位者。
孟尝君田文就是遵循黄老之学，堕入魔道的典型代表。他在齐国权势熏天，对内培植势力，营私舞弊；对外则频繁组织合纵战争，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威望。李宗吾评价道：“孟尝君一生的成就，说到底就是得益于他善于挂着仁义道德的招牌来网织人才，然后再借助这些人才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抱负。”这其实就是代议制民主国家政客的典型行为方式。也只有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里，才会出现战国四公子这样的政治明星。与后世的代议制民主国家不同的是，战国时代“当选”和“落选”的落差实在太大，因此每一次“国王改选”都是残酷的斗争。
百姓只知孟尝君不知齐王，引起齐湣王的猜忌。齐国本来就是靠篡位建立的国家，君主心里最担心的自然是别人篡了自己的位，而田家靠篡位起家，家族里的野心家也确实是批量生产的。齐湣王对于权势熏天的孟尝君猜忌不止，处处提防。但是野心家太多，防不胜防啊！孟尝君还没来得及搞“国王改选”呢，贵族田甲先跳出来发动叛乱，劫持了齐湣王。叛乱平息后，齐湣王怀疑这次叛乱就是孟尝君指使的，于是田文赶紧逃离齐国，跑到魏国来当宰相。他的后半生一直与齐国作对，公元前284年，在田文的配合下，魏国同西边的秦国、赵国联合，帮助燕国攻打齐国，差点消灭了齐国。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以下克上就更加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家臣武士谋反叛乱的事情屡见不鲜，大名织田信长被自己最信任的家臣明智光秀发动政变所杀，史称“本能寺之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武士/军官但凡遇到对政府不满的事，就会以下克上的去刺杀官员。从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到反对“伪满洲国”的首相犬养毅，无一不是死在本国刺客之手。日本侵华时期，日本陆军军部的参谋们，脑子里都被以下克上的思想所占据，导致整个日本变成“拳头指挥大脑”，狂热地拖着日本军事机器向前狂奔，终于导致日本过度扩张国力而自取灭亡。
一念成魔的明智光秀
奉行自由主义的齐国，除了政治秩序走向衰败之外，国家实力也显著衰退。由于通过贸易与金融霸权掠夺外国财富来得太容易，谁还愿意苦哈哈地扛着兵器，去前线流血牺牲去拼命啊！齐国在获得贸易金融霸权之后，从上到下，集体落下了贪图享乐，轻视生产（武备）的病根。不同的时代表现可能不同，但是在历史上的金融霸权——雅典、荷兰帝国、大英帝国乃至当今的美国衰落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症状。
法家虽然起源于齐国，却在魏国得到兴盛，最终在秦国发扬光大。以法家立国的秦国主要面向生产，是一个军国主义制造业大国。在农业上，秦国实行以军功换取土地的制度，使得平民踊跃参战，奋勇争先，并在国内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阶层，比东方六国还在使用的农奴制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而在手工业制造方面，秦国则更领先于时代，在两千年前就搞起社会化大生产。
现代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进行考古研究时发现，那时各个诸侯国即使在同一地点遗留下的兵器，也存在着轻重不等，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等普遍现象，只有秦国的兵器，不论时间相隔多年，地点相距多远，其造型和尺寸却是几乎惊人地完全一致。例如：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其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
箭簇的标准化还不算太令人惊讶，更令人惊叹的是秦国弓弩的标准化。弩机安置在弩臂的后部，由望山、钩牙、悬刀等组成，如同枪械上由扳机在内的枪机结构，作用是固定/击发拉紧的弩弓弦，通过望山也能起到瞄准作用。在兵马俑坑中发掘出的青铜弩机，各个部件间咬合误差仅在1.9192mm～1.7608mm之间，并发现其中有些可以做到部件互换。
秦弩
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生产其实就是工业化生产的雏形。这么高大上的玩意，秦人是如何实现的呢？
《礼记•月令》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这样的文字记载，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如有质量问题，必追究其责任，并给以严惩。专家在秦兵器上也发现了吕不韦等一些人名，经过研究分析，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韦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大批量制作高质量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
我们都知道后发工业化强国日本、德国，都有军国主义化的阶段，其实一直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工业化先行者英国，也有过军国主义的阶段，只不过人家工业化得早，军国主义化的时代更早。由于文字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进一步了解秦国标准化化生产的细节，但如果与英法百年战争前期军国主义化英国进行对比，也许可以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
挑起百年战争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经历与秦始皇高度相似，他虽然少年加冕，但是实权握在绰号为“法兰西母狼”的太后伊莎贝拉及其情妇罗杰·莫蒂默的手里。爱德华三世本来就听说自己的老爹其实是被莫蒂默害死，心中蕴含着愤怒，他又意外发现老妈怀孕了，毫无疑问，她怀的是莫蒂默的种。这一发现使爱德华三世感到非常难堪，也促使他下决心立即采取行动。1330年10月19日，17岁的爱德华三世发动宫廷政变监禁了太后，抓捕并处死了罗杰·莫蒂默，剥夺了这位英国版吕不韦的爵位并没收其财产。比起21岁才发动政变扳倒吕不韦的嬴政来说，爱德华三世还早了四年。
爱德华三世亲政之后，也像嬴政那样进行了激进的司法改革，极大加强了国家机器的威力。在他掌权之前，朝纲败坏，法纪废弛，公共秩序荡然无存。1332年3月，爱德华三世主持对司法制度进行彻底变革，制定严刑峻法打击犯罪，在各郡设置长期性的王室司法机构，由治安官（后来演化为治安法官，又称太平绅士）来负责地方治安，社会秩序终于得到恢复。一名法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在英格兰，常有三四个强盗迫于穷困袭击七八个良民，把他们统统抢光，可是在法国，七八个盗贼也不敢抢劫三四个良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法国人由于抢劫行为而判处绞刑，他们没有勇气干那种可怕的事情。在英格兰，一年绞死的抢劫犯和杀人犯比法国在七年里绞死的同类罪犯还要多。”考虑到法国人口是英格兰的三四倍，这一差距就更加惊人了。
爱德华三世也进行了类似秦国的土地改革与军功制度改革，平民通过军功可以换取金钱和土地，甚至获得官职与爵位，极大激发了平民的参战热情，使得英军有了充足的优质兵员。
英国和秦国的作战方式都是以远程打击为主。在肉搏战中，战争物资消耗主要是粮食和马匹，武器盔甲基本都是非消耗品，因此战争与工业（手工业）生产效率关系不大。远程武器大规模投入使用，使得战争变成了物资消耗的比拼，必须以大规模生产能力作为后盾。在严刑峻法之下，桀骜不驯的英格兰人变成了号令一致的士兵以及规模化协同生产的手工业者。
英格兰长弓的结构比秦国弓弩要简单得多，但仍然需要通过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控制，才能满足英军的需求。根据一些统计数据，1359年，英国一共生产了85万支箭，2万张弓和5万条弓弦。这些弓箭都必须遵照统一的标准生产，因为弓手如果使用的弓箭规格不一，会极大影响射击效果。而一次大规模战争可能就会将这些产品消耗干净，例如克雷西一战就消耗了50万-80万支箭，因此英国必须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生产管理，以满足保持战斗力的需要。
1371年，一个制弓场长上书伦敦当局，要求查处少数夜间加班生产的不法工场，因为晚上生产条件差，做出来的弓质量低劣，影响了本地制弓场的口碑。还有一些请愿书要求政府提供市场准入制度，禁止制箭行业跨行业生产弓，因为术业有专攻，不精于制弓的人，制造的弓质量得不到保证。1416年，弓弦业者上书，要求当局加强市场管理，因为有弓手投诉说发现假冒伪劣的弦在使用中断开，造成不应有的伤亡，损害了行业的声誉。
英格兰长弓射出致命箭雨
弓箭行业一直到亨利八世时代都是英国的重要产业，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才被火枪行业代替，然而弓箭行业积累的生产人才、生产经验、管理方法、质量检验方法，为英国进行批量化生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直接被火枪行业所用，还扩散到其他各个行业，成为日后工业革命的最初火种。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初萌芽，是在政府的力量下培育出来的，政府的引导、组织和管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工业生产要求批量化、标准化、制度化，其背后是国家集权、军事化管理、政府干预下的行业规范与制度。考虑到秦国的军事装备所需要的数量、复杂程度要远远大于十四世纪的英格兰，秦国的工业化生产能力要更加令人惊叹，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法家的各项法令作为制度保证。如果这些生产能力没有随着秦帝国的崩塌被摧毁殆尽，可能中国历史会变成另外一种面貌。
在英法百年战争当中，英国长弓兵面对法国贵族重装骑士，是一边倒的屠杀，如果不是后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用于实战，法国人还不知道能否翻盘。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虽然优势可能不像英国长弓屠杀法国骑士那样明显（法国人的战术太低能），但也相差不远。
秦国的胜利，其实质是法家领导的秦国工业党碾压了以齐国为首的六国黄老自由派。但是在秦朝建立之后，法家治国的弊端也暴露出来，在黄老派的反扑之下，秦帝国迅速走向崩溃。中华文明虽然没有中断过，但是政府经常崩溃，社会发展进程被打断甚至倒退。
道家大火并搞得元气大伤，实力剧损。长期打酱油、冷眼旁观道家内斗的儒家屌丝们，终于有机会登上舞台的中心上演逆袭之旅，儒教之争正式上演。
本文为 《走进上饶，探索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之旅》之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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